1940年的延安，春寒料峭，但宝塔山下的窑洞里却热气腾腾。
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。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“小党”向“大党”、从“局部执政”向“全国执政”跨越的历史关口。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和急剧扩充的干部队伍，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：“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，不是经济恐慌，也不是政治恐慌，而是本领恐慌。”
为了破解这一难题，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发布指示，将每年的5月5日—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——定为“干部学习节”。
这不仅仅是一个日期的设定，更是一场关于“认知升级”的盛大动员。当学习被赋予“节日”的崇高地位，它便不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，而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。
首届“五五学习节”的总结大会，堪称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学术奥斯卡”。没有觥筹交错，只有思想碰撞；没有论资排辈，只有真理面前的人人平等。
在那次评选中，两个名字格外引人注目。一个是时年54岁的朱德总司令，他被评为“模范学生”。在戎马倥偬的间隙，朱德总是随身带着书箱，从马列原著到军事理论，他像海绵吸水一样汲取新知。另一位是张闻天，他领导的学习小组被评为“甲级模范小组”。
有趣的是，陈云同志领导的小组也获此殊荣。陈云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道，他当时是“硬着头皮”学，甚至把《联共（布）党史》读了十几遍。
这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，没有把“学习”当成装点门面的花瓶，而是将其视为破解难题的钥匙。他们带头坐冷板凳、啃硬骨头，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股“吃小米饭，攻理论山”的热潮。这种以上率下的“头雁效应”，让学习节迅速从延安辐射至各个根据地，成为全党上下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“五五学习节”之所以能运转得如此高效，关键在于它有一套严密的“游戏规则”。
当时的中央明确规定，在职干部每日必须坚持两小时学习。这“两小时”是雷打不动的铁律。为了检验成效，学习节期间会进行严格的考核：查笔记、搞测验、开辩论会。
这种机制将“软任务”变成了“硬约束”。它打破了工作与学习的界限，确立了“干什么学什么，缺什么补什么”的实用主义导向。无论是甲类干部钻研深奥的哲学，还是丙类干部扫除文字障碍，大家都在同一个节日里，为了同一个目标——“改造我们的学习”而奔跑。
时光流转，当我们站在“十五五”规划即将开启的新节点，回望那段历史，会发现“五五学习节”的精神内核依然在今天的干部培训中熠熠生辉。
当下的干部教育培训规划，更加强调“政治铸魂”与“专业赋能”的深度融合。虽然形式上我们有了“云课堂”、有了沉浸式教学、有了“周五讲堂”，但核心逻辑从未改变：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。
当年的“攻理论山”，如今变成了攻克“卡脖子”技术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化解重大风险的实战演练。今天的干部教育，正如当年的学习节一样，正在经历从“大水漫灌”向“精准滴灌”的转变。我们不再满足于通用的理论宣讲，而是更加强调“靶向治疗”——针对干部在乡村振兴、数字经济、基层治理中的短板，提供定制化的“知识套餐”。
从延安窑洞的油灯，到如今数字化学习的屏幕，载体在变，但规律未变。
历史反复证明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，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，每当面临未知的风险挑战，全党的一次大学习，总能带来一次事业的大跨越。
“五五学习节”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，就是将学习视为一种政治责任、一种精神追求、一种生活方式。
在新时代的征程上，我们或许不再设立专门的“学习节”，但我们每一天都应当是“学习日”。我们要像当年的毛泽东、朱德、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那样，保持“空杯心态”，在干中学、在学中干，让学习成为一种常态，成为一种风气，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走向未来的通行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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